疫情对年轻一代的心理伤害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大（下）
更新时间：2022-11-28 16:16: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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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提到说当时本来想学物理， 结果被安排到了心理学。我本来报的北京大学物理学系和地球物理学系，想成为一个地质物理学家研究地震，但没想到报到的时候让我去心理学系。我问老师心理学是干什么的，招生老师看了半天说“心理学和物理学都是理学，差不多。”当时学心理学的人很少。中国有二十几年时间，心理学被当作伪科学，1978年北京大学刚刚恢复成立心理学系，我成为了第一批学心理学的学生之一。据说当时您听了周汝昌先生的一个“红学”讲座，受到了感召，才喜欢上了心理学。在大观园里，您看到了什么？在1979年的冬天，周先生说《红楼梦》，他说中国文化有一个科学规律：“以九为一个轮回”，所以红楼梦每一个“九”是一个故事，然后九九归一，那红楼梦应该是九个故事，九九八十一回。如此斩钉截铁，如此有规律，一下让我产生一个灵感，以前认为心理学太文科、太自由、太哲学、太没有规律可循，现在发现连《红楼梦》都有规律，那人类的心理活动一定有规律，所以我这个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孩子可以学好心理学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我找到了意义感，就是我可以学好、应该学好心理学，在复杂人类的心理活动中，找到一些科学规律，这是我的一个励志。这就是潘光旦先生说的“位育”，“位”就是定位，“育”就是成长，一个人适应自己的位置，同时在这个位置上不断成长，这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中庸之道。您出国学习心理学，发现中国有一段时间把心理学当伪科学，所以有滞后，中美之间心理学的发展到底差距有多远？中国心理学在1952年被禁止，1978年恢复，将近二三十年的空白导致人才断层非常明显。我们现在和国外心理学的差距，我个人觉得是五到十年，体现在研究水平，也就是我们能否做出领先性的工作，现在研究水平的原创性有所欠缺。在2008年回来以后，帮助清华大学复建了心理学系，为什么与此同时还在中国引进了积极心理学？内在的原因是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特别快，但我意外发现人民幸福感没有提升；另外，一个外在原因是我当年在清华大学当系主任，正好接待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位访问教授克里斯托弗·彼得森，他来清华演讲积极心理学，我很诧异地说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他说这是最近兴起的一个新思潮，当时几百万中国人都上过“哈佛幸福课”的网课，这说明中国人喜欢、也需要，所以我决定推广积极心理。我们第一次积极心理学大会就来了上千人，没想到一个边缘新兴学科有这么强烈的社会反应。当时的心理学界很冷漠，我跟中国心理学会打报告，希望他们来支持，但是他们都不理睬，觉得这是心灵鸡汤。但这么热烈的社会反响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之后，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，觉得积极心理学能够对社会有用。积极心理学有点像钟南山院士在做的“防未病”，这个病在发生之前就进行干预，使得它不发生。不让你得病、不让你消极、不让你痛苦、不让你抑郁，它有很强烈的预防作用。困难在于学界的敌视、门户之见，所以大部分的不理解、不支持、不信任不是来自于政府，不是来自于民间，是来自于同行，但在去年得到了改变。中国心理学会在去年接受了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，这是心理学界的一个大事。您写了《吾心可鉴：澎湃的福流》，提到您在西藏的经验，感觉有点像禅宗里面扫个地，突然之间就悟道了。对。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，这个意义感就是灵机一动，它是禅意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讲灵性是福流，是幸福感特别重要的要素。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容易产生福流，同时也要稍微有些挑战。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、违心的、机械化的事情，很难产生福流。
